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是抗战时期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七君子”之一。他祖籍江西吉安，原名雄生，出生于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商贾。1917年他就读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王造时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1930年5月离开伦敦回国。

　　1930年秋，王造时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担任教授，之后又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战，组织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务理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又积极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工作。同年11月，他还创办了半月刊《主张与批评》，并自任主编，翌年2月更名为《自由言论》继续出版，并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1936年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成立，王造时在这两个组织中均担任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活动妨碍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实行。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令上海市公安局于1936年的11月22日，将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逮捕，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君子经爱国人士多方营救，终于获释出狱。1938年7月王造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他严辞驳斥国民党卖国论调，针对蒋介石抗战到底只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的说法，与救国会同志们一起提出了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的提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造时受聘于复旦大学，全家从江西吉安迁到上海虹口多伦路93号寓居，他的住所装修得非常考究。这幢房屋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住宅建筑整体具有简化了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特征。建筑面北临街，两层混合结构。屋面平台，对称地置有弓形山墙和三角形山墙作为装饰构件，并广泛运用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于入口、门、窗上，这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区是不多见的。檐部用栏杆作为女儿墙，起到过渡作用，并使建筑显得更轻盈。底层和塔司干式使整幢建筑外观显得简洁、端庄。楼梯中庭用玻璃天棚采光，与室内细致的浅色装饰组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华贵的感觉。建筑平面呈凹字形，立面构图中间虚、两边实，立面强调竖向线条，转角墙和女儿墙饰几何装饰。外墙全部细面仿水刷石饰面。特别是层间立面的巨柱式柱头为变形的塔司干柱式和科林斯柱式，经变形和简化，表现出了向现代建筑过渡时期的建筑风格特征。如今王造时寓所已是一家咖啡馆。

　　解放初期，王造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年8月，他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后又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常务委员，上海市学会副会长等职。

　　1957年王造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于1971年9月去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像王造时这样的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不多见的。王造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男名钧陶、经枢；女名海若、海容。“文革”中他两个儿子和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