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湾区思南路51～95号，过去称为义品村，是个名人荟萃之地。其中73号曾经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旧居，门口挂有“周公馆”的中英文门牌（Residence of Ceneral－－Chou Enlai）。

　　义品村内的周公馆沿街而造，建于1912～1936年。砖木结构，法式花园住宅。该住宅红瓦砖相嵌，局部作折屋檐，外墙里立面置卵石，清水砖相嵌，局部墙面采用水泥拉毛饰面，多种式样窗洞口，南向两层，大阳台旁设置室外楼梯通花园，屋内另设半地下室。做进义品村就能看见周公馆外墙上满墙绿色，藤萝花架，显得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党政府将首都从南京暂时迁往重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至迁到南京。考虑到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都住在上海，中共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这样既可以使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活动有回旋的余地，又可以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的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基地。1946年4月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以便“筹备办事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说得好听，“所需房屋，请先自物色，侯觅定后，如系敌产，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访上海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拨租”。然而，实际上一拖再拖，直至周恩来到南京的前几天，才匆匆拨了梅园新村30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而上海的房屋则始终未拨给。周恩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派陆定一到上海与当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交涉，被婉言拒绝。其实，周恩来原先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在与国民党交涉前就已经派人到上海办理租借房屋之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3、4月间由先期到上海的乔冠华、龚澎经手，通过关系租下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借口，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小楼租下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到国民党当局阻止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情况后，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四天以后，即6月20日，马斯南路107号的门牌的旁边就挂上了“周公馆”的户名牌。

　　1946年6月至10月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每次到上海都住在这幢楼里，其卧室就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住在楼下不方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到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屋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有浴室和阳台，但是，周恩来执意要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住，自己暂搬到三楼东面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这里名为三楼实际上是极为简陋的假三层，低矮闷热，光线较暗。室内有一装床，一只写字台，靠边的门一侧有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只凳子。周恩来随身行李仅两只小皮箱，生活非常俭朴。他日常喜欢穿一套蓝色士林布的学生装，一双青布鞋，往往在接见客人时才换上西装。他常穿的是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外出时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抵沪在这里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举行了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10月17日和19日，他仍在此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国桢、雷震和第三方代表张君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正式交换意见。不久，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共代表撤回延安，在周公馆告别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对形势作了精辟的阐述。

　　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周公馆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复并建立纪念馆。